独特的“八三四一”一支被蒙上谶语色彩的部队代号/毛泽东说：“我叫惯八三四一了，不要改！”
1973年10月9日，一列火车穿过辽阔的中原大地，驶进北京，将我送进一个战斗的集体。从这一天起，一个农民的儿子就成为一名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战士了。
八三四一其实是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代号，其组建于1953年5月。它的前身是中央警备团，当时是团级建制，负责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保卫工作。在战争年代，他们日夜守卫在首长们身边，用鲜血和忠诚筑起了一道钢铁城墙。
1949年3月25日，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北平解放前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东北、华北甚至西北的国民党要员以及几十个逃亡的县政府纷纷云集北平，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围城时将长期拘禁在监狱中的宿匪惯盗全部释放出来，一夜之间，北平的盗案抢案剧增，社会治安极度混乱。
北平的特务组织多于牛毛，其中军统特务的实力最强，他们的势力大部分集中在当时的教育界和党务界。据当时调查显示：仅特务组织就有114个，8500多职业特务，加上外围和掩护，共有16万名特务；流失在民间的长短枪1万多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5万余名。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让首都维护治安的工作人员忙得焦头烂额。当然，他们还极大地威胁到党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威胁到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
进城之初，北平市内形形色色的暗杀不断出笼。他们以各种各色混入我单位、部门、行业，进行暗杀、破坏、造谣等活动，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在台湾保密局的刺杀名单上排名前二十位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薄一波、聂荣臻、林彪、张治中、傅作义等人，这份名单后被我方工作人员截获。在他们的名单里，既有党、政、军的领袖、首长，也有各界重要民主人士。台湾保密局给军统特务规定，只要是中央委员就行，中共部长以上和将军以上的人，均可刺杀。而且他们还有明码标价：刺杀一个部长级干部可以立大功，局长级干部立中功，局级以下立小功，如果刺杀李济深、郭沫若一类的人物，可得黄金50万两。反正成就无大小，只要谁完成一次任务，均有晋级或奖赏。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严酷的现实，使中央警备团不仅要担负起党、政、军各首脑、机关的警卫工作，对各界重要民主人士也必须尽最大力量保卫他们的安全，但北京市如此之大，这些重要人物居住的又很分散，一个小小的警备团在执行起任务时不免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刚进城时是由纠察总队协助警卫，后来干脆扩充编制，扩充为中央纵队，下辖两个师。抗美援朝时，一师调往朝鲜，留在北京的二师，改称中央警卫师。1953年5月，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进行组建中央警卫团，这个团后来发展到8000多人，比一般的师还多，而且全是精兵，总参决定，按照编制序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8341部队。
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成立，团长是张耀祠，团政委是杨德中，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是张宏，副政委兼团政治部主任是王化宇。它的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任务是归中央公安部九局领导，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汪东兴是公安部九局（也叫中央警卫局）局长。初开始的任务是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保卫五大书记，住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保卫住在中南海内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玉泉山及新六所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安全。后来，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毛家湾、北戴河和中央领导同志及外宾行车路线的安全任务也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负责。毛主席的内卫是8341部队的一中队，一中队的全体同志在张耀祠团长、陈长江和李连庆中队领导的带领下，无论毛主席在中南海或外出都紧跟不变。毛主席住房周围和他的专列上，无不留下一中队警卫战士的身影。
中央所属的警卫战士在所有军兵种是最优先的，征兵时由他们第一个挑。本来按军兵种的先后顺序是空、海、陆，但中央警卫团要最好最好的兵，不但要政审绝对合格，还要身材高大，不够尺寸也不要。接兵时都是营以上的干部亲自去带新兵，但接兵时只能说个大概方向，像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这些能说，其他什么也不能说了。
有人经过千挑万选够上了档次，但中途在火车上却大做感情文章，说什么自己年龄大啦，该要结婚的，有的又说自己这一走，父母身边缺人照顾，家中少了劳力，以后是鞭长莫及等等之类的话。大凡有这类思想的人都会马上放回去，绝不勉强，警卫团的征兵原则就是来一个要顶一个用，每一个人都关系到首长的安危。因为苗子选得好，再加上警卫部队严格的教育，不仅在流水般的岗位上没有出现过差错，就是回到地方，也个个都是好样的。这支部队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到了“五个忠于”，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
“文革”期间，八三四一部队因这么三件事，渐渐被人们知道而名闻遐迩：一件是“文革”初期，八三四一的官兵多数都被毛主席轮流派到北京或其他各地搞“支左”；一件是逮捕“四人帮”时，参加行动的全是八三四一的官兵；还有一件是毛主席逝世后，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八三”，象征毛主席终年八十三岁，“四一”，象征自1935年遵义会议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毛主席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正好41年。另外，据说毛主席在早年闹革命时，得到的第一支步枪的编号是8341。后来，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毛主席对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认为非常重要，就将自己身边的一支部队定为八三四一。
这种迷信色彩很浓的谶语的流传和八三四一部队本身担负任务的不平常，给八三四一部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有一次我的老团长张耀祠告诉我们：有关八三四一代号的来历和那民间的流传纯属巧合。他说：早在五十年代之初，警卫战士写信时，问收信地址怎么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经过研究，认为写中央警卫团某某人收有诸多不便，就规定以北京八三四一部队这一代号对外。
后来，八三四一的名声传出去后，收信地址又作了改变。1973年我进入部队时，收信地址已改为：北京市××信箱收。
“文革”后期，部队代号全部由四位改为五位，但八三四一仍是四位，总参曾有两次要改变八三四一的代号，但都因毛主席不同意，没有改成。最后一次总参下了决心，将八三四一改为五七○○一，有关改变代号的文件已经下发，八三四一部队的公章都刻制成五七○○一了，但当掌管八三四一大权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首长给毛主席汇报工作时，刚说出“我们五七○○一部队……”这句话，毛主席就惊讶地问：“啊，哪个五七○○一，我怎么不知道？”汪东兴首长解释道：“就是我们八三四一部队，总参现在将他改为五七○○一。”毛主席说：“我叫惯八三四一了，不要改！”。另外，五七○○一这个部队代号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听起来很难分辨，结果总参只好又收回文件。
八三四一的警卫创造了世界奇迹，被称为“举世闻名，独一无二”，他的领导者被世界公认为第一安全专家
据说，从北平和平解放后的40多年中，世界上共有4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被暗杀，而我们八三四一的警卫力量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均赶不上西方国家。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均平平安安，这让西方国家安全部门的专家们惊叹不已。警卫力量最先进的美国称叹中国的警卫创造了奇迹，西方保安部门称赞中国警卫工作是世界一流，主管中央警卫工作的汪东兴首长被他们称为世界第一安全专家。
1949年12月9日，毛主席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就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顺便给斯大林70寿辰带去祝福。因为这是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动，台湾和美国都担心中共与苏联携手，从而改变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个不小的打击。
台湾保密局获悉毛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后，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他们出了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在这千里长线上我们随便在哪里都能下手，再搞一个“皇姑屯事件”也不会太难吗！他想效仿当年日寇炸死张作霖那样，企图颠覆毛主席专列。
台湾特务在铁路上做了不少努力，专列经过天津时，铁路上报告发现手榴弹。他们计划破坏长春14号大桥失败，准备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但行动还没付诸实施便胎死腹中，因为这一切的计划都被我方工作人员事先掌握。他们甚至在中朝边境上用不明国籍的飞机空投下特务的方式，但无一成功。气得毛人凤大骂共产党，说是占领北京后比以前更厉害了。俗话说，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与历史潮流做对，与人民做对的人，他们的任何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暗杀与反暗杀总是一直在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默默地较量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天天叫嚣要反攻大陆，但从军事角度讲，虽有美国暗中撑腰，却也很难有大的作为。于是他们只好小打小闹，搞一些暗杀、破坏之类，可收获极小，别说毛主席没碰伤过皮毛，就是低几级的领导人也安然无恙。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他要毛人凤无论如何要干出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暗杀，要他国内不成到国外去干。终于机会又来了，这次台湾瞄上了即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因为中国的总理周恩来要去，如果这次刺杀成功，他们就能震惊世界。
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由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缅甸5个国家发起，他们共邀请了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因为他们希望会议能获得中国的支持，而且周总理在国际上的威望很高，所以邀请了周总理。
当时的新中国虽然成立了好几年，但生产力落后，经济上还是一穷二白，根本没有稍大一点的座机，遇上重大国际会议只能向邻国租借。这次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租借到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但中国当时与许多邻国包括缅甸都没有航线可以飞行，所以要准备从香港登机起飞，这样就给了台湾特务更大的可乘之机。
经过研究，决定计划分两步：会议代表团包印度飞机，从香港起飞；另外，因会议计划在缅甸先召开一次小会，中缅双方便商量从昆明至仰光先试航，如果能成功，便从昆明直接飞仰光，再赴万隆，实在不行，还得从香港登机。前一步是公开的，而后一步则是秘密的。对于这次会议，我方警卫工作人员早有预测：台湾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果然，从香港起飞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行了6小时15分后，该机突然连发了3次求救信号，这时距目的地还有1个多小时，不一会在中国南海上空便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当台湾得到飞机爆炸的消息，他们都以为周总理被炸死了。但当时周总理在昆明还没起飞，他们又失算了。后经查明，炸弹是由台湾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是他们花费60万港币，让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名清洁工在打扫卫生时，将炸弹隐藏在飞机右翼轮胎附近，他们企图使这次空难变成机械事故。虽然中方事先警告过港英当局和印航经理，说到可能有人搞破坏，但他们半信半疑，麻痹大意，终于酿成惨剧。所幸3名工作人员在海上漂流8个小时后得以生还。虽然这次事件震惊了世界，但台湾的美梦并没有实现，在暗杀与反暗杀的较量中，他们总是输多胜少，而且胜得微不足道。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过危险。在中央警备团警卫教材中，我就找到过这样的例子：1940年，朱总司令的卫士长李树槐一次随朱总司令到前方视察。一天，朱总司令到一所抗日军政学校作报告，有个被日本人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总司令喝。李树槐早有准备，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会后，那壶茶被六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经紧急抢救才脱险。这才发现那壶茶里有毒药。这不是侥幸，而是已经习惯警惕了，朱总司令不管吃什么，李树槐总要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安全。
还有一次阴谋炮击天安门案，被我公安部门从一封信中发现后破获。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前夕，公安部门收缴一封寄往日本的航空信，信中有一张天安门射击草图。天安门前绘有金水桥，第一个目标指向天安门主席台的一个人，第二个目标指向天安门顶端，信中还介绍了天安门的位置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国庆大典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上天安门，检阅军队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立着的台子附近的样子。”
信是一个名叫山口隆一的人寄出的。敌人想做一次冒险的炮击，但没实施便被一网打尽。山口隆一和一个叫做李安东的美国特务被判处死刑。此案曾在1951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过一条消息。
彭真曾说过：“台湾的国民党，剩下一个特务也得派到北京来。”国民党从逃到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向首都北京派遣大量的行动特务。其中有个叫段云鹏的，当过兵，体壮如牛，据说可以飞檐走壁，他被派到北京后，网罗了一帮人马。他们搞到了林彪和朱学范的住址，还通过中南海的一名花匠，了解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会议厅和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地点，甚至还搞到了毛主席的车牌号，特务们据此绘了一张中央人民政府位置图，妄图暗杀毛主席和周总理。段云鹏设计了几套暗杀方案：一是让那个中南海花匠藏在树上，等毛主席路过时开枪；二是让那个花匠用炸弹暗杀。但他根本不知道，那个花匠根本就挨不到毛主席身边。技术人才，按规定不能接近首长，更不准走进首长屋里，那个花匠只能在需要时把花盆放在毛主席门口，门口有卫兵经常睁着大眼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段云鹏更没想到，他的行踪早就被我安全保卫部门注意了。当他正做美梦时，他和他那一帮子特务就被抓了起来。
中南海的大门，别说是心怀叵测的特务，一般人也近不了前。中央警卫团的战士除了有一颗忠于党中央的赤诚之心外，一个个勇敢机智，明察秋毫，对自己的警卫对象和警卫区域周围的一切，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举个例子来说，有一天早晨，一个警卫战士在我们警卫区域的围墙外边，发现了异常迹象，马上报告了队长，队长立刻带着我们几位战士赶到现场。只见围墙外边的马路上有一条水迹，弯弯曲曲地有20多米长，但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有的猜测是谁写的字，但又看不出是啥字，有的猜测是坏人留的标志，紧紧张张的忙乎了好长时间，直到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是一位赶毛驴的老乡，走错了路从这儿路过毛驴撒的尿。大家这才松了口气。一位战士说：白忙乎了半天！不料队长却严肃地说：怎么是白忙乎呢？在咱们警卫的区域，任何异常都要弄个水落石出，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就可能出差错，而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本来大家都和那个战士有同感，让队长这么一说，大家心里才又严肃起来。
这样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
几位八三四一的领导者、战士，他们一个个既忠诚于党中央、毛主席，又智勇双全，久经百战，身怀绝技，具有传奇色彩我们中央警卫团曾收到过数以万计的群众来信，都是称赞我们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工作中成绩卓著。这些信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每一封信都令我们鼓舞和振奋。有一封署名“人民”的来信，给我印象最为深刻：
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全体战士：
一切护理毛主席老人家生活的有关同志，你们必须时时刻刻以最大精力的干工作，绝不能有一丝的粗心大意。一切都要尽到自己最大最大的力量，你们的一杯茶、一班岗，对全世界的革命都发生最大最大的价值关系，愿你们最努力、最精心地工作吧！
人类谢谢你们！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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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赞扬我们。毛泽东主席曾为八三四一部队题词：你们都是好同志，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努力工作。
周恩来总理曾对这支部队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党和人民了解你们。
叶剑英元帅在人民大会堂中央会议上曾这样高度赞扬：英雄的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全体官兵，你们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特殊贡献，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极大的功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会忘记你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给予你们记集体特等功一次。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每当我站在自己的哨位上，或者是警卫中央首长到外地，我都会默默背诵这些语言，心中会涌起一阵一阵的热潮。同样，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几位八三四一领导者的形象，是他们带领着我们取得了无数的荣誉啊！我也同样会想起几位普通的八三四一战士，是他们用自己不平凡的奉献，树立了我们八三四一的整体形象啊！
闻名中外的世界第一安全专家汪东兴首长，是江西弋阳人，1916年1月出生，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6月参加工农红军红十军，参加了长征。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警卫局局长、江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长。从1947年至1976年9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30年。汪东兴首长从1947年开始，就一直担负着中南海的所有警卫任务。毛主席逝世后，他和华国锋首长、叶帅一起，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逮捕“四人帮”的行动，由他亲自指挥。在长期的警卫工作中，他智慧超群，经验丰富。他布置的警卫线，表面看不露声色，实际上严密细致，风雨不入。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警卫指挥者，几十年来，尽管党中央毛主席身边险情迭起，但却一直安然无恙，创造了世界上的警卫奇迹。汪东兴首长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毛主席，二是拘捕‘四人帮’。”他丰富的警卫经验，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啊！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首长，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张耀祠团长和汪东兴首长一样，也是生于1916年，也是江西人，但他是江西于都人。1933年，张耀祠团长参加了红军。参加红军没多长时间，他就被调往中央政府警卫连，在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门口站岗。从那时起，他就结识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那时的毛主席瘦瘦的高个子，穿一身灰布军装，领子两边缝着红布领章，经常迈着慢步从哨兵张耀祠身边走过。
后来，张耀祠团长被调往国家保卫局侦察科工作，随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53年5月，他被调往中南海，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上，登载有他的小传和照片。
张耀祠团长对外界常谦虚地说：他不过在毛主席身边做做具体事儿。可事实岂止如此，他经常做的是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大事。毛主席有辆专列，“文革”中由于形势紧张，专列上配备100多名全副武装的八三四一部队战士，这都由他调动。毛主席喜欢爬山，他总是随毛主席一起爬山。毛主席喜欢游泳，他也总是陪毛主席游泳，这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晚年时，他住在毛主席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就是那间更衣室成了他的办公室兼卧室。1976年9月8日子夜，张耀祠首长陪着毛主席。他和在场的医护人员一起焦急地盯着荧光屏，一直到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心电波变成了一根直线，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76年10月6日，张耀祠团长带着我和几位战士，前往江青住处，将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专车。1979年，张耀祠团长离开了他工作了近30年的中央警卫团，到成都军区任职。临走那天，我到老团长那里为他送行。
1949年1月至1953年5月，中央警备团团长是吴烈将军。
吴烈将军原是江西的煤矿工人，曾参加过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他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军总前委的特务大队，后到安全保卫局保卫大队，长征到陕北后调到中央警卫教导大队任大队长。日本投降后，党中央计划离开延安，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原中央警备团依然是中央警备团，打前站的新警备团叫中央先行警备团，吴烈被任命为中央先行警备团团长。后来因形势急剧变化，中央军委电令吴烈：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吴烈任冀察热辽军区热东分区司令员。后来，吴烈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207师师长。1949年1月，吴烈所率的207师被调北平卫戌，后任中央警卫团团长。
1995年8月，我为了编写此书，前去采访这位老团长。吴将军回忆说：“当时中央考虑我是长期做警卫工作的，再加上我这个师的士兵几乎全是翻身农民，部队很纯洁，因此便没让我们南下，留在北京搞警卫。”
他还告诉我：“毛主席在延安时就和我很熟，整天‘小吴，小吴’地叫。我给毛主席搞了一辈子的警卫。”
吴烈将军后来任过中央公安纵队司令员、公安部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卫戌区第二政委，直至离休，前后算下来他干了48年的警卫。可敬的是，这48年里没发生过任何问题。在延安时，因他保卫工作成绩突出，苏联驻延安的代表阿罗夫还授给他一支漂亮的小手枪，并且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
采访中间，吴烈老团长走进内室，取出了那支小手枪让我看。我和老团长共同抚摸着那支小手枪，一起沉浸在回忆中。啊，那血与火的战斗生活，那警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幸福时刻，是所有警卫战士终生难忘的。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古远兴出生在江西省一个贫农家庭。因家穷，他没有上过一天学，整天靠打柴放牛度日。1932年中央总政治部到了他们的家乡，他和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长征时，他哥当一班长，他当二班长。后来到延安时，他是毛主席的警卫队长，一干就是8年。有次毛主席对陈赓说：“古远兴这人不简单，当了8年队长。”那时队长相当于连长，战争年代，战士晋升相当快。因此陈赓奇怪地问：“你干嘛干8年呢？”古远兴副局长说：“是呵，这有什么奇怪！”有人问他有没有意见，他说：“保卫毛主席有什么意见，让我保卫毛主席一辈子，我也没什么意见。”他果然一辈子跟在毛主席身边，直到毛主席逝世。
毛主席对古远兴说：“不要这样。将来有机会还是出去，你当队长太久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古远兴当了中央警备团参谋长，后来他当了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古远兴跟毛主席久了，说话很随便，党的七大以后，党内开始喊毛主席万岁。有次古远兴问毛主席：“主席，为什么叫你万岁？”毛主席说：“吹牛皮。”有一次毛主席问他：“小古呀，什么学校毕业？”古远兴说：“我不识字呢！”在旁边的王震首长吃惊地问：“你不识字，那你怎么当的队长哟？”古远兴说：“当队长好当，点名的任务是文书的事，我只管讲话。”毛主席笑道：“你讲什么呢？”“我讲大生产。”“讲多长时间？”“15分钟。”毛主席说：“噢？我讲大生产讲了一天半，你15分钟就讲完了，有本事。”古远兴副局长说：“我就讲谁生产好，挖石头多。”
1974年，当古远兴副局长给我们讲他这些往事时，我们都听得哈哈大笑，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是古副局长并没有笑，他很严肃又略带感慨地说：“后来毛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每天交给他5个字。还委托李克农抓我们的学习，我才总算有了几百字的本钱。再后来逐渐认识到了学习文化的重要，但紧赶慢赶，还是有点赶不上趟呀！”古远兴副局长这番话震撼了我们这些七十年代的警卫战士。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家牢记着古副局长的话，在紧张的警卫工作之余，都十分注意学习文化。
在我们八三四一部队的历史上，还有一位中外皆知的人，他就是张思德。张思德的名字因为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的文章里赞扬过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张思德是四川人，他出生6个月母亲就死了，他的婶子将他抚养长大。1933年他参加了徐向前的红军部队，长征中作战勇敢，曾一人夺下两挺机枪，身上多处负伤。伤愈后调中央军委警卫营。他本来当班长，后来下连当战士，领导让他上山烧炭。他听说毛主席夜里写文章，不知不觉把脚伸进火里，把棉鞋都烧烂了，就二话未说，就钻进了深山。张思德在山上豁出命地干，一天砍十七八棵碗口粗的青冈树。出炭时，他每次都是冒着一米多高的蓝火焰，抢在别人前边往窑里拱。一天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炭窑上边的山塌了下来，张思德和三个战士正在窑里，全压在里面了。当时他在最里边。
那一天是1944年9月5日。
1974年12月，古远兴副局长和我们谈起了张思德。他沉痛地说：“当时我将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到中午12点时，毛主席放下手中笔，问我：‘抢救出来没有？’我说：‘没有’。毛主席摆摆手，说：‘不行啦。’过了一会，毛主席又问：‘窑为什么会塌下来，在什么地方打的窑？’我答：‘半山坡上。’
“接下来毛主席问得很详细，连山上长什么草、什么树都问到了，当时他批评我这个警卫队队长有官僚主义。在往棺材里放东西时，毛主席特意交代我，让我将张思德最喜欢的一双胶鞋放进去。”
讲到这里，古远兴副局长眼圈又红了，我们这些年轻的警卫战士也真感到心里酸酸的，同时，又为毛主席对我们警卫战士的一片深情感到热乎乎的。
1944年9月8日下午3点多，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一个正式追悼会，为一名普通的八三四一战士开了追悼大会。毛主席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就是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除了上述几位同志外，八三四一还有许多著名的首长，例如八三四一副政委狄福才首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李钊、张宏首长，以及后来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杨德中同志、副局长孙勇、高京政同志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这是一个英雄的集体，“文革”前中南海警卫部队有过一次调查，从八三四一部队复员的战士，有95%以上的同志在地方上表现很好，不少人成了县区级干部，没有人犯过严重错误。跟随毛主席任卫士十多年的李家骥，到地方工作十多年，直到毛主席逝世，才有人知道他曾给毛主席当过卫士。
八三四一部队，一支和毛主席生死相依的部队/战争年代有三层警卫力量，日日夜夜护卫着一代伟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是每一个八三四一部队官兵都抱定的信念。许多老警卫战士，大多疾病缠身，还有不少人英年早逝，这与他们年轻时从事警卫工作过度紧张有关。但是，也正是有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战备状态，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才有了最安全的保障。
在战争年代，有三层警卫力量日日夜夜保卫着毛主席。第一层是卫士长带领的卫士班。毛主席的卫士班只有卫士长平时带枪，卫士们平时并不带枪。他们负责毛主席日常生活工作，打水扫地，铺床叠被，但他们每个人都精通十八般武艺，射击、摔打、防卫全不在话下，他们每年都要进行两个月以上的军事技能和警卫特别训练，授课的教员都是国内最有名的专家。第二层是警卫排。担负毛主席住处和办公室的驻地警卫。警卫排的战士一律短枪，他们是警卫毛主席的骨干力量，属于专业警卫，每天除了执勤，其余时间全是军事训练。第三层是警卫营，对外称作教导营。警卫营是机动执勤，毛主席外出才需要他们。警卫营的武器比较多了，有长枪，有短枪，还有轻机枪和重机枪。
毛主席有时候很注意安全，他曾对警卫人员说过：“不可能像列宁在1918那样。”但有时候他把警惕性丢了，总是埋怨把他警卫得太严了。汪东兴首长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毛主席经常在夜里十一二点左右出门，有时候说走就走。有一次毛主席又出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汪东兴首长也不知道，等他发现，赶忙安排人去找，但到哪里找呢？恰好被安排的警卫摸透了毛主席那段时间的活动规律，估计毛主席可能到香山那边去了，便立即跟去，果然在半路上找到了，立刻将他送回了中南海。
1954年毛主席去了卢沟桥，他要到卢沟桥上看看，警卫战士想拦，又不敢，因为毛主席有个脾气，你越说有危险他越要去试试。没办法只好让一位摸透毛主席心理的卫士去劝。那位卫士对毛主席说：“主席，你过卢沟桥去看可以，但赶马车的从对面就过不来了！”毛主席奇怪地问：“哦，为什么？”那位卫士说：“大家都认识您，一围住，不就影响交通了吗？”毛主席一听影响交通，就说：“那算啦！”那位卫士摸透了毛主席就怕影响群众的事的心理。
这样几次，毛主席就不满意了。一次散步时他对卫士说：“我是个没有自由的人，希望你们不要把我锁在柜子里。”
1950年5月1日，毛主席和警卫们都到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去划船。
因这天是节日，所以游园的人特别多，但不知道消息怎么传了出去，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要争相一睹毛主席的神采。于是，水中的船只划过来了，岸上的人群全聚拢了，硬是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下可好，连个上岸的地方都没有。在警卫们万般努力之下，总算挤上了岸，但群众还是往前涌，越来越多，任你警卫喊破嗓子也好，求爷爷、告奶奶也罢，根本没人理会。后来幸亏调来了公安人员和解放军，毛主席才坐上了汽车。回到营房后，警卫们累得筋疲力尽，一个个衣服湿得像是刚从水里捞上来一样，他们都吓坏了，说今天真是太险了，场面差点失控。要知道解放初期的首都北京还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啊！类似这样的情况以后又在武汉和天津也发生过。
从玉泉山到中南海有10公里路，但有一小段路不通公共汽车，有时我们经常要步行走过这段路。听说在这段路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毛主席和江青在这里散步，随行的警卫却发现这段路上出现一个形迹十分可疑的人，用职业语言来说，就是不像好人。何以见得呢？他背了一个钱搭子，一边一个长方形口袋，分搭两边。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很突出的事情，很不正常。警卫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肩膀上那个袋子。果然，这家伙一看不对劲，心虚了，边走边退，往山边一个驻马车的小店走去。于是，警卫步步紧逼了过去，他刚到屋里，警卫也跟了进去。那家伙一看警卫跟来了，知道自己行动已暴露，干脆来个负隅顽抗，慌忙伸手到钱搭里掏枪，但他快，警卫更快，一个饿虎扑食，三下五除二地便把他给擒住，利索地抓了起来。在他的钱搭里搜出一把崭新的手枪和子弹，好险！
关于中央首长的饮食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专门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的重视。还是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时，离开莫斯科准备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叮嘱过他，要特别注意特务分子从生活上暗害。
1948年中秋节，驻石家庄东里村的中央警备团团部会了一次餐，但被敌特分子在菜汤里做了手脚，投放了砒霜，结果在团部吃大灶的一百余人全部上吐下泻，趴在地上一大片，所幸没有造成大的伤亡。从那时一直到建国初期，毛主席都禁止中央警备团会餐。进了城以后，住在八大处的代号劳动大学的中央机关，也曾发生过120人的食物中毒。
凡是从事为中央首长的生活供给的人员，都是需要绝对可靠的。汪东兴指定专人负责毛主席的生活，包括专门给毛主席采购食品和蔬菜的厨师和服务人员等，他们常常是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用他们的忠诚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任何图谋不轨的人都休想逾越这道坚固的屏障。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兴与衰。八三四一部队在毛主席逝世后，很快就被改了代号，改为五七○○三的称号，结束了八三四一的称号，但仍然是八三四一的老底子。1981年春节前，老团长张耀祠被调往成都，副政委狄福才首长和副局长邬吉成也于春节前后奔赴自己新的工作岗位，离开了北京。我都为他们送了行。进入1982年冬季，开始了干部和战士的转业复员工作，召开动员会后，先做干部的工作，讲的是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后来在战士中也这样作了动员。汪东兴首长在会上传达文件说：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干部战士分三批回去，至1982年底，已基本回去完了。这样，八三四一部队不仅改变了代号，而且他的人员也大都离开了，从此这个“八三四一”在世界上消失了。
这是一支和毛主席生死相依的英雄部队啊！
第二章

少年梦和青春理我的苦难家史/日本鬼子欠下我家的累累血债/日军血洗我家乡罪责难逃/是党和毛主席把我全家从苦海里救了出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把他的侵略魔爪伸向了我国。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灭绝人性地采取烧、杀、掠抢“三光”政策，百般欺凌中国人民，使成千上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我家的遭遇，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缩影。
1942年春天，由于天公作祟，久不下雨，大地干旱的裂口板结。到了秋天，祸不单行，蝗灾又向我的故乡袭来，庄稼颗粒不收，饿殍遍野。1944年4月初，日本鬼子打到了郏县，占据了郏县大部分地区。4月11日下午，我年仅十三岁的父亲，随我祖父和乡亲们一起上寨墙惊恐地朝东张望，只见十里地外，一片尘土飞扬。阵阵轰鸣的坦克声和“突突”的炮声清晰可辨，并不时传来“叭、叭、叭”清脆的冷枪声，一架日本飞机在东南方向上空飞旋，发出尖厉刺耳的怪叫。“鬼子要打过来了！”乡亲们异口同声，在一片混乱和哭喊声中，我祖父母含泪告别死也不愿离家的老祖母，携着我父亲兄妹四人同乡亲们一起，背着铺盖涌出赵庄村向北逃奔。当夜住进了张李槐村附近的一座破庙里。孩子们是带出来了，可老母亲在家平安么？我祖父一夜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早，祖父打发我的父亲和我二姑（时年八岁）回家叫我老祖母来，一同进北山避难。谁知鬼子在那天夜里就进了村，父亲将我祖父交代的话告诉我老祖母，但老祖母死活坚持不出家门。无奈父亲和我二姑抹着眼泪走出家门，他俩偷偷溜出东寨门，往北走了不到一里地，后边两个鬼子骑马追来，一直追到北大坝。一看是两个小孩子，才“哇啦、哇啦”叫着掉头走开。父亲和二姑吓得腿也抬不动，过了好一阵才颤抖着跑到张李槐村。见了祖父母，他们就将经过如实相告。可祖父念母心切，随即又带着我父亲回家。他们赶到村边，看见一个鬼子在寨墙上放哨，急转身向北奔跑。不料，却被鬼子兵发现了，他在寨墙上嗷嗷地叫着顺寨墙追赶。父亲看我祖父脚步慢，几步跑在前边，顺麦垅朝前跑，跑有二十来丈远时，只听“叭”的一声，鬼子开枪正射中我祖父的后背。祖父应声栽在麦地里，父亲回头看时祖父已不能动了。
父亲顺麦垅爬回到我的祖父身边，一眼便看到祖父肚子上起了个大洞。祖父一边用手紧捂背部枪眼，一边痛苦地对父亲说：“你去告诉你娘，我不行了，我是死在鬼子手里，你长大后要替我报仇。你赶紧想法跑吧，不要管我。”
父亲擦着泪，顺麦垅绕道跑出来，一路小跑到了张李槐村，见到祖母，竟说不出话了……
祖母带着我父亲和我三个姑姑连夜赶到祖父身边。但祖父已含愤死去，他的身边淌着一摊血。面对如此惨景，他们哭得死去活来。虽说当时鬼子是刚进村，巡逻的又紧，可也不能看着祖父暴尸荒野啊！而祖母身边仅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连掩埋尸体的力量都没有。万般无奈祖母咬了咬牙，顾活不顾死，连夜含泪告别我祖父，带着儿女们进了北山。
半月后，听说鬼子走了，祖母便再次拖儿带女从北山赶回来，回到老祖母身边。这时，祖父尸体已经腐烂，兵荒马乱时候，又不好举丧，我祖母和乡亲们一起把我祖父掩埋了。
老祖母得知儿子暴死惨景，悲愤交集，一病不起。那年月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老祖母躺在床上没几天，最后叫着我祖父的名字咽了气。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我祖母为了我父亲这棵李家的独苗和眼前我老祖母的丧事，只好央人说合，忍痛将我年仅十五岁的大姑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草草掩埋了我的老祖母后，悲愤交加的孤儿寡母又开始踏上了茫茫的乞讨之路。
那年月天灾兵祸，颗粒不收，要饭要来一点糠菜，根本填不饱肚子。当时我六岁的三姑整天饿得哇哇直哭。
一次，我祖母带着我父亲在一个小山村里讨饭，让我二姑引上我三姑去另一道沟里要。到了天黑回到住地，我二姑哭着说：“小妹妹躺在南沟的大石头上不起来，我背不动她，只好一个人回来了。”祖母赶紧和我父亲及二姑一起去找。见到三姑时，三姑已经浑身冰凉，口吐清水早死了。祖母傻了一般呆坐在惨死的小女儿面前。
第二天一早，祖母带着我父亲兄妹二人，将我三姑尸体塞进一个小石洞里，用捡来的石头封了洞口。母子三人站在洞前怔怔地呜咽了半天。中午，父亲兄妹二人搀扶着我的祖母，到山泉边洗了一把脸后，又到附近村去要饭。
短短的两个多月，一个好端端的七口之家，便只剩下了三人：我的祖母、父亲和我二姑。
我的母亲和我父亲一样同病相怜。当时，年仅十岁的母亲和她刚满七岁的妹妹以及不足三个月的小弟弟随父母亲的一辆小推车，到郏县、襄城县一带逃荒要饭。后来听说日本鬼子过来了，外祖父外祖母心想，过了四月，再有一个月也就麦天了，我们还是要着饭往回走，路上捡点麦子也好往家里送。
四月初讨饭到郏县东十里时，听说鬼子已经打过来了，坦克车在前，后边还有马队。他们夜晚在一个村上住下，第二天当地人留住我外爷不让走，原来那地方流行瘟疫，村上死人很多，让我外爷给他们埋人。外爷在那里耽误了一天，当天趁着夜色苍茫仓惶逃跑了。
早上，在一个村子里要点饭急急赶路。外婆抱着不满三个月的小孩子坐在小推车上，我母亲和我的小姨在后边跟着。到了下午，走了将近一天的小姨哭喊着肚里饿，走不动，竟跌倒路旁起不来了。外爷停住车，将小姨抱到车上，咬紧牙关往前赶路。
晚上，住在一个村东头的菜棚里，我小姨发烧不睁眼，而我外爷也感到浑身困乏，坐下去竟起不来了。一个略通医道的外乡人路过这里，说我小姨的病用被子盖严实，发发汗就好了。他还说我外爷得的是羊毛疔，需用破碗块划破肉拔拔火罐就没事了。我外婆如法炮制，不料前半夜把我小姨盖在地铺上出汗。后夜，掀看被子一看，我小姨竟死去了，全家痛哭一场，尔后，把我小姨扔在村东头的野地里。我外婆用破碗块划破外爷的肉出了点血，借了个茶缸，拔了拔火罐。我外爷拔了火罐后好了许多，浑身轻快了些。但还是走不动路，无奈，在菜棚里住了三天。白天母亲和我外婆出门讨饭，把好一点的饭菜带回让我外爷吃。晚上回到菜棚里给我外爷调治病，侍候在外爷身旁。
这时，日本鬼子已在郏县县城安营扎寨，在菜棚里就能听到炮声，看到飞机在天上转，全家人也急得团团转。无奈，外婆捎信到我老外婆家（外婆的娘家）让来人接。
四月初九离开菜棚上路，走到村西头时，外婆想起怀中的儿子，解怀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儿子已经死去了。我母亲接过可怜的小弟，抚摸着他的小脸，揉搓着他的小胳膊，但没有唤回一点气息。我外爷唉声叹气地对我母亲说：“南边有个土坡，甭叫你娘去了，你抱去扔在那里吧！”我母亲依顺外爷的吩咐，将我唯一的、未成人的舅父抱着，慢慢地送到小土坡上，将他安放在一片净净的、静静的荒草地上。我外婆外爷在路旁等候，我母亲安放好小弟，慢慢地回到父母身边。刚一站稳，猛地又扭头向小土坡跑去。是母亲当时在幼小心灵上的幻觉？不，是母亲依恋不舍小弟的骨肉深情。母亲踮着轻轻的步子，重新回到我舅舅的身边，母亲仿佛小弟睁开双眼的幻觉在脑海里一闪即逝。我的舅父仍然一动不动的、紧闭着双眼倦怠地蜷伏在小土坡那杂草丛中。
前边，距家虽只有一天时间的路程，但此时在我外爷眼里是多么遥远的征程啊。在舅父死去的地方，母亲和我外爷外婆整整呆坐了两个时辰。看着日头快落山了，西边路上匆匆过来一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我舅爷一路来接他们的。我外婆一看到兄弟，百感交集，向我舅爷哭诉了前情。舅爷最后擦着眼泪劝慰说：“兵荒马乱，咱还是赶快回家，耽误在路上还会出事的。”于是，我外爷上车，舅爷推着小车，外婆和我母亲在后边跟着，连夜走到鸡叫头遍才赶到了家。
四月十一日早上到家后，外爷的病日见好转。这时日本鬼子一窝蜂从郏县开过来，外爷未来得及跑走，日本鬼子就进了村。第二天一早，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苦力。外爷抓走了，家里只剩下我的母亲和外婆两人，怎么生活？是夜，我外婆在哭天不应、入地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带着我母亲逃到北山根娘家。迫于生计，我舅爷托人将我外婆送到纸坊街一财主家做饭，只让吃饭，不给一分工钱。
日本鬼子打到纸坊街后的一天晚上，这家财主带着家眷北逃避难。财主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需夫人抱着以马代步。可夫人不敢骑马，情况紧急，财主就逼着我外婆抱其子骑在马上，仆人前护后拥出了北寨门。一出寨门便被几个手持长枪的日本鬼子截住，他们一齐上去，将我外婆从马上推下来，一枪托将我外婆打翻在地，抢走马匹和随带行李，拉走随行的仆人。外婆趁乱躲在一堵墙后，尔后连夜一口气跑到娘家。
此时正是大半夜，舅爷全家正待上路进山，恰好外婆跑来，母亲拉着外婆的手和众乡亲一路，到天明跑到大峪的一道山沟里。
山沟里稀稀拉拉住着七八户人家，他们在那里讨点水喝喝。在老乡们的指点下，中午赶到了一座大山上，山后有一个大石洞，一丈多深，舅爷带路跳进去，母亲和我外婆也随着慢慢往下爬。有个老太太有六七十岁，一不小心失了足，摔到洞底，腿也摔出了血。当时无医无药，外婆让母亲帮助把她扶进洞底宽敞处，为她包扎伤口，老太太忍不住痛，哭喊不止。有个人走上来厉声说：“不敢哭，要让日本鬼子听见了，咱都不能活。”外婆让我母亲去陪她。山洞里面空间很大，往前走几十步，从石缝里还能看见天。我母亲和外婆就将那老太太移到宽敞透明处，让她看看光明，以缓解她的痛苦。山洞很大，里边住有几十个人。就这样在山洞里熬了四五天，最后出来时，大家也把那老太太拉出来，并给其家人捎了信，让他们来接应。
从山洞里出来，我外婆带着我母亲和舅爷全家分手。从此，母女二人整日在深山讨饭度日。那年月，我父母亲和全国大多数穷人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是党和毛主席把我全家从苦海里救了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父母亲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悲惨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这为我当兵保卫祖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打下了坚实基础。五位亲人被他们夺去了可贵的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十年前那段怵目惊心，回忆起使人心寒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可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一是要牢记这个历史，记住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二是要经常不断地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长期不懈努力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国富民强。牢牢记住：“人穷就要挨打”的道理，努力努力再努力，把各方面的事情办好，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富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要永远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我的童年既有童肝义胆和很多童趣，又有很深的母爱、父诲和师范/我是唱着《东方红》乐曲无忧无虑地度过童年的

每逢想起小时候，记忆中我那有趣的童年故事就浮现在眼前。
1955年3月26日，我出生在河南省临汝县汝河北岸的赵庄村。正是在那“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梨花香”的迷人季节里，我的降生，给全家平添了几分喜悦。
那年，刚翻身的农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曾刻记着祖母那畅怀大笑和那段有滋有味的倾心诉说：“得我大孙子那年，三月下了桃花雪，那雪是落地就化，那年麦子特好！3月26日那天，俺那互助组七人正在堂屋开会，送子奶奶给俺送来了胖娃子，明净大眼，脆笛一样的哭声特好听，俺娘俩高兴的不得了，把前半月就托人在城里买的二斤红糖拿出来，每人烫了一大碗糖茶，先给大家报个喜，让组里人都高兴高兴——俺这互助组又添了个种地的男丁。”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祖母那畅开的笑脸、逢人便倾心诉说的情景，还真让我不止一次激动得热泪盈眶哩。
母爱

我的母亲和天下母亲一样，在博大的胸怀中唯子独爱。她不仅给了我生命，而让我永生不忘的是她含辛茹苦抚养教育我长大成人，铸造了我一个男儿健康的体魄。我是踏着共和国发展的鼓点成长的。三四岁时，中国大地刮起了共产风，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照耀下，共和国年轻气盛前进的步伐一度太快，加上天公不作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绝收，使轰轰烈烈的食堂化被迫散伙。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劳动强度大幅度增加。那年月，我母亲拖着我兄妹三个，白天深翻土地，晚上打机井。食堂打的菜汤汤不舍得吃光，总是留着一碗半碗让我们半晌吃。后来大队成立了托儿所，那年冬天，母亲含着泪水双手抱着我兄妹三人，拿着一个棉花籽做的窝窝头，把我们送到一里外的邻村焦庄村托儿所，晚上干活回来把我们接回家。夜里母亲打井，集体特优补贴两个花卷馍，她总是舍不得吃，用手巾包好一个，到半夜回来带给我和妹妹、弟弟吃。那时母亲二十多岁，应该说是如花一样的季节，可我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是又高又瘦，面黄如蜡。
刚满6岁，母亲送我到中王庙小学念书。那天，我背着母亲千针万线用红布缝制的小书包，书包里装着母亲早为我准备好的一支红杆铅笔和一个笔记本。记得那天上午到学校老师记了名字后，就发了两本书。母亲翻着书，两眼湿润，对我说：“乖孩子，我像你这样大时，常跟你外爷外婆出去逃荒要饭，哪能上学读书。这两年上夜校我才认俩字，才知道毛主席是咱穷人的大救星。这不，头一张就是毛主席，你要永远记住毛主席这三个字。”
母亲啊——您孕育了儿的身躯，您铸造了儿的灵感，您为儿子付出的艰辛，您从没有半点怨言。踏进学校的校门，您要儿记住的这三个字，奠定了儿的思想基础，坚定了儿的革命信念。与毛主席结下的深厚感情，是那三个字的渊源。
父诲

父亲憨厚豪爽，为人耿直。解放前受尽苦难的祖父惨死于日本鬼子的枪弹下，那临死时的遗愿，父亲时刻都铭记在心中。由此萌生的朴素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感情时时在教育着我。
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学校里召开大会，会场布置的很庄严。当我一眼看到讲台上作报告的是我父亲时，肃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啊！那是贫下中农代表忆苦思甜，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解放前，我家上无片瓦，下无针扎之地，穷得丁当响。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给我们家里分了房屋和田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重新当上了农村干部”。他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常常是溢于言表：“不能忘本，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咱！”他总是这样对着我说，并付诸于行动。
父亲身体强壮。1965年陆浑灌区大会战，父亲担任赵庄民兵营副营长，一心扑在大坝上，一百多斤的大筐石头都是两人抬，他却一人挑两筐，三天三夜不下火线，受到灌区指挥部的通报嘉奖，被评为生产劳动模范，所在民兵营被指挥部命名为“先进民兵营”。父亲是大队专业队队长，带领群众披星戴月深翻土地，填沟平坟，改变了原来土地小块耕作、塥子坟丘遍地、处处坑洼不平的原貌。父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中，浑身是胆、敢想硬干、爱憎分明、敢于吃苦，并时时处处注意关心培养我。他具有五十年代农民的气质，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树立着他顶天立地的形象。
师范

上小学二年级是在距家三里地的中王庙小学。那年冬天一个早起，我和李华北、李长栓两位同学一起上学。走在路上，一不小心，风把我刮到路边一人来深的沟里，屁股也摔出了血，疼得我直哭。
华北同学跑着喊老师去了。我的启蒙教师吉院闻讯赶到，带着一根长绳子，先爬在沟边问我哪里疼，出血了没有，要我坚强些，忍着点，不要哭。一边将绳子绾了个圈套，套在同学华北腰里送下来，让华北取下绳圈，依法套在我的腰间，双手拽着绳子将我拉上来后，再将绳子系好送下来拉华北。华北同学上来后，吉老师将我抱到她的住室内，脱掉弄脏的衣服，洗净屁股上流的血，又抹上些红药水，让我躺在她的床上休息。然后给我做了一碗可口的面条，一边哄我吃饭，一边给我讲述高玉宝智破“半夜鸡叫案”的故事。
听着“高玉宝大智大勇斗地主，遭到地主毒打不掉泪”的故事，渐渐地我忘记了疼痛，抹着泪告诉老师，我要向高玉宝学习，屁股再疼也不掉眼泪。老师说：“不仅不掉眼泪，还要把眼泪变成力量变成智慧，去帮助别人，去战胜困难，完成老师交给自己的学习任务。我默默地记住了吉老师的这几句话，时至今日仍在我耳边回响。
十二岁上初中，我的班主任韩银安老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给我的成长施足了底肥。韩老师教学最幽默，他注重课本以外的“抄、背、讲、画”，被当时同学们称为课外的四部曲：即要求我们学记日记，要多抄英雄人物如雷锋、王杰的日记；要写好文章，要多背优美词句和描景抒情的段落；要进步，就要学会讲革命的战斗故事；还告诫我们要使自己长大成为有用人才，就要又红又专，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闲暇时，他教我们由浅入深地学美术，画共和国国旗和点、线、面优先组成的五角星，画天安门，画我们美好的祖国江山。韩老师因势利导，启发学生的进取心，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劳动的美德，激励学生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同时要求我们像雷锋那样，生活上向最低标准看齐，学习上向最高方向努力。努力学习，掌握知识，长大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成为国家的栋梁。知识包括文化知识、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其容量是全面的无所不容的。幼时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是文化，而更有价值的是我的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给我规范了怎样做人的正确革命人生观。
后来，我当兵到中南海给党中央毛主席站岗，始终没有忘记老师对我的教导，并坚持了在校就养成的天天记日记的习惯。在中南海工作近十年，天天记日记。时间长了，记下的东西就成为很有用很有价值的东西。我现在这部回忆录的形成，就是天天记日记的结晶。
童心

当我背着书包，第一天步入校门，首先认识的三个字是毛主席，第一回掀开课本的第一页看到的是天安门，上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学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画的第一张图画是五星红旗，学写的第一篇作文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五星红旗、天安门给我的印象最深，感情最深。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埋葬了蒋家王朝，拯救了挣扎在死亡线上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随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庄严地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爱的种子，萌发了爱的情结。
放学了，我总不愿马上离开教室，三堂紧张的学习，我无暇抬头看看讲台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现在清静了，我要静静地看上几分钟。然后把老师留给下午的作业认真地做完，才跑出教室回家。
毛主席从小热爱劳动，跟父亲一起上山砍柴，到田里劳动。我于是学着大人的样子清晨早早起床，或到野外捡柴或背着筐子坚持每天搂些树叶积肥，交给生产队里挣点工分。
那时，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但觉悟程度很高，社会非常稳定。人人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个个争做好人好事，学雷锋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我每逢下学回家，总是琢磨着助人为乐，走在上坡的路上，总是希望有个拉车的从这里路过，好让我推一把。那时的社会风气里面真的并没有掺和什么私心杂念。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只求能帮助别人，自己才高兴，才愉快。
一次，我走小路到纸坊街去买作业本，路过一条河。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要过河，我急忙跑前几步，对老太太说：“你不敢过，这里边有蛇，让我背你过去吧！”老太太上下打量后笑着说：“孩子，你能背动我吗？”这时我才想起，我原来是个刚满10岁的孩子，是背不动大人的。于是，我诚恳地请求说：“我把小弟弟背过去行么？”老太太执意不肯，在我极力请求下，才让我背起那孩子下了水。老太太不放心，手扶小孩说：“慢点，慢点。”并自言自语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咋教育得这么好。”听了这话使我沾沾自喜。
童趣

小时候，我自制了很多玩艺儿，我的住室里、门墩上、西屋窗户台上到处放着我喜爱的一串泥钱、皮球、风筝、弹弓和鸡毛毽子，而我更喜欢的游戏莫过于夜晚捉迷藏。
冬日的夜晚，我们五六个儿童聚在街上，一个稍大些的扮演“老师”，坐在石头上用手捂住一个人的眼睛，其余人很快各自选好地方藏起来。“老师”一声令下，撒开。于是看准目标，迅速扑去捉住就算取胜。如果捉不住，他们就摸到了“老师”，就算失败。捉住捉不住都以摸到为准。取胜了被捉者捂住眼，失败了就重捂，如此循环。连捂三次者被“老师”打十下，游戏重开始。每次参加游戏，我总是让人捉不住就摸到了“老师”。有什么门道呢？我想“老师”和“瞎子”都脸朝一个方向，别人四面埋伏，都与“老师”间隔有相当大的距离，“瞎子”撒开后，他们都需要跑一段路才能摸到“老师”，都程度不同的有被捉住的危险，而我呢就站在“老师”背后。当“老师”一声令下，我猝不及防向前跑两步伸手摸住了“老师”。那时“瞎子”知道我在背后，用最快的速度往后摸也还是摸在我摸住“老师”后面。
一到晚上，大街是孩子们热闹嬉戏的地方。大伙儿做游戏、捉迷藏，扯龙尾巴。我还乘父亲不开会、不打夜战劳动的时候，拿着手电筒，拉着他去牛院房檐下掏小麻雀。
父亲用高粱秆给我扎了两个大鸟笼，一个里面经常养着三五只麻雀。另一个里面装着我父亲给我抓来的一只大斑鸠。这几天那几只麻雀娃想念老麻雀，急得不吃不喝快要死了。我要父亲把那只老麻雀抓来，给小麻雀放在一起。父亲爱子心切，就和我一起去牛院，父亲将耙靠在墙上正要上去。“扑棱”老麻雀飞走了，一连三天捉不住老麻雀，几只小麻雀奄奄一息。
那天晚上，喝汤时父亲告诉我，昨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噩梦，说一个大麻雀像鸡那样大，飞到父亲身边说，三日内不把我的孩子送回去，我就要把你的孩子抓走。那麻雀眼是红的，嘴是勾着的，看样子可怕极了。听了父亲的话，吓得我浑身直冒汗，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说：“这样吧，麻雀虽小，可也是个生命。喝罢汤，我带你去把小麻雀统统送回去，让它们母子们团聚好吗？”说罢哈哈大笑。
于是，我点头同意，放下碗筷，急不可待的拿着鸟笼要父亲快去送小麻雀。麻雀不养了，父亲就领我到村东头听故事。那里人多，七言八语，尽是说些刘关张桃园结义，诸葛亮借东风，前三皇后五帝考究来考究去，我听着都是很新鲜的事儿，越听越有滋味。从那以后，我便成了那里的常客，甚至隔三插五的也插上几句。后来，我上了初中，不知不觉便爱上了故事，不仅爱听故事，听了还把故事讲给别人听，所以在初中二年级评选故事大王时，我还真的荣获了故事大王一等奖呢。
童志

到小学五年级时，我已经是半大不小的少年了。那时候的农村，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灵通。乡下人远不如城里人受教育程度高、见识面广，别说彩电，就是黑白电视机，在我年少的记忆中也是很稀罕的。
大人们白天劳作，晚上拉拉家常，谈论着庄稼的成长和收入。而我们小孩子则在完成自己的功课作业后，便一阵轻烟似的飞出了家门。虽然很少能看到电视，但电影却是经常有得看的。那年月公社有很多流动放映队，像高健民、韩文明等这些放映员我都能如数家珍地把他们报上名来。放映队其实很少停放过，他们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挨村轮流放，循环往返。
比起夜晚与伙伴们做游戏来，我认为看电影更有吸引力。于是，我经常邀上李万欣、范有臣、李华北三个伙伴，跑到很远的村庄去看电影，无论刮风下雨，都乐此不疲。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影迷。尤其是那些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更是我少年时期学习和模仿的榜样。这也为我日后参军报效祖国埋下了伏笔。
我喜欢扎在大人堆里看电影，因为这样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剧情激烈的起伏程度。悲的落泪、恨的切齿，甚至有人中途拂袖而去，对于他们的这些言行神态，有时我也有同感。放的大多是一些农业学大寨、红军闹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等时效性很强的故事片，诸如《铁人王进喜》、《秋收起义》、《小兵张嘎》和《地道战》之类。
对于生产生活方面的电影，我们少年人是很少感兴趣的。而每当同龄人的身影出现在荧幕时，不管他们是手执红樱枪抑或与红军战士们踏雪而行，总会令我心仪不已。我知道在红军的队伍里管他们叫“红小鬼”，我佩服他们的机智、勇敢与坚强。他们在困难面前决不退缩，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像刘胡兰、张嘎、王二小等。有时候他们能为大部队争取宝贵的时间，有时把敌人耍得晕头转向，当然有时还要面对刺刀和皮鞭赤裸裸的威胁。每逢看到着急的地方，我总是恨不得冲进荧幕，现身说法，俨然自己就是角色之一。长大我一定要参军，我也要当“红小鬼”，我无数次地这样憧憬着。于是，我盼望着暑假的到来，因为在暑假里我可以把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尽情地模仿。
每年的暑假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季节，我可以与伙伴们去爬山、游泳、掏鸟蛋和打战仗。其中，打战仗最有意思，因为人多，又有“武器”。参加者经常是我们村与相邻中王大队的伙伴们，一起演绎着精彩的“战斗”。年龄稍大一些的大多荣幸地身居“要职”，因为我们总喜欢夸大其词地释放自己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的队伍里师长、军长多的是，大概有的伙伴认为那样的职务很过瘾吧！我则不以为然。考虑到我积累的“书面”经验比较丰富，分工的时候，我便总有艰巨的战斗任务。“尖刀连”连长一职经常非我莫属。
我们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在自己的膝盖下缠上白布条，在胳膊上分别套上红、白布套以分敌我。我从不演敌方，以示自己的正义。我们“全军”只有一顶红五星帽子，那是红军领导人最高职务的象征。由于我们“战事”频繁又不知道爱护，经常弄得脏兮兮的，为此小伙伴李万欣没少受他爸爸的责骂和训斥。尽管如此，他还是能从爸爸把帽子藏起来的地方找到，偷偷地拿出来“孝敬”给最高领导。我在执行任务时，往往是用柳枝条编一个帽子戴在头上，还挺凉快，蛮像个游击队员。
我们的长短枪都是大一点的伙伴动手用木头制做的，但这些枪支并不是每个参与者都能持有的，职务高的用手枪，上面系有红飘带，低的如班排长只能用长枪，而更多的“战士”则只好肩扛一把木刀了。当然，也有机枪和手榴弹，手榴弹其实应该像手雷，因为我们是用布包住细沙子做的，这样即使砸在身上也无大碍。
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我们唇干舌燥，大汗淋漓，但我们模仿电影里的样子，一声不吭地匍匐在阵地上，仿佛置身于真的战场一样。
有一次我带领“尖刀连”的战士们去攻克一个“敌人”占据的制高点，我们摸到敌人阵地的后方，我命令大家用架人梯的方法，踩着彼此的肩膀往上爬。正当接近顶端时，不知谁突然放了一个响屁，这下可好，全都笑得一股脑儿跌了下来，于是满身的汗水和着灰尘一滚，活像一条条面粉包住待煎的鱼。屡战屡胜的“尖刀连”却在这次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战斗结束时，虽说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全连只剩下我自己一人，而且身上也多处负伤。最后我把红旗插在了阵地的最高处，我手扶红旗迎风而立，那感觉竟然一点也不亚于电影里将士们获胜后的喜悦。我这才知道，自己的思想意识上已与那个光荣的群体难舍难分了。多少年后，当我站在中南海的岗位上执勤时，小时候一幕幕的战仗游戏总是经常浮现在眼前。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圆了自己少年的从军梦，而我那些少年时期的伙伴们，又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去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呢？
童肝义胆

一张白纸，能绘出最美最好的图画，能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幼小的心灵可辨出是非曲直。我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父母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天黑夜，我和一个叫张雪有的青年在公路南边棉花地里抓到了一个摘棉花的小偷。我俩将小偷连同所偷摘的一包单棉花送到大队部，民兵营长派李二根同志看好小偷。不料半夜小偷乘机逃跑，我和张雪有幸好不放心没有走，李二根大呼：“小偷跑了。”我俩赶忙去追，谁知二根捉贼心急，一头撞在墙上，鼻子撞破，鲜血直流。我们一见，认为是小偷打的，一气之下，每人拿一根短棍，追至村南头，追上小偷，我一棍将他打爬在地。那人爬在地上求饶，我俩拉起小偷，又将他押到大队部，关在屋里，我俩在外边一直看到第二天天亮方休。
1966年10月，我过十三岁了，在电影上看到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红卫兵。我带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告别父母，步行三十里，来到县城。在西关车站和一群尚不相识的中学生们一起，坐上一辆解放牌货车，想去北京看毛主席，但他们看我年纪小不让我去，把我赶下车。我拉住一位同学的手说：“你到北京见到毛主席，一定替我问好！”后来听说天黑他们赶到了郑州，住在一家浴池旅社里。第二天下午四时登上北上的列车，清晨五点左右到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后，顺着中央军委接待站的路标，上午十点左右到了刚挖好地基的首都体育场内，体育场内真是人山人海。全国各地、各民族穿着各种服装的学生都有。中午，汽车送去很多饼干，每人一包。下午二时，汽车将他们拉到西单一个军营的四层楼里住下。第二天发了住宿证、乘车证、就餐证后，他们和几位不相识的同学就急不可待地徒步走到天安门广场，以为毛主席就住在天安门。一问才知道天安门是毛主席检阅接见的地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才上天安门。
当时毛主席刚刚第七次接见了红卫兵，等到第八次，还不知需要多少天。于是他们一同随着人流拥到人民大会堂，听说周恩来总理正在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共商第八次接见事宜，就想进去见见周总理，代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问个好。当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真认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谁知到了大会堂门口，把门的卫士一动不动，另有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在维持秩序，根本不让进。这时有人提议从后门进去吧，跑了半天，哪个门也不让进，到黑没吃上一口饭，悻悻而归。
回到接待站，部队派来一个营教导员，带着十来个解放军战士，据说都是当官的，上装四个口袋，帮助他们编队、训练、呼口号，这样练了十几天。一天夜里下来了紧急通知：明天毛主席接见，凌晨一点半听口哨起床，排队去食堂就餐。当夜激动得谁也睡不着觉，直着耳朵听哨声。当一觉醒来后，已经是早晨七八点了，大家都怔怔地坐在床上，谁也不出声。后来，进来了一个解放军，微笑着告诉大家，昨天是考验同学们的，因为毛主席接见是激动人心的大事，你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起床吧，食堂就要开饭了。于是，“哗”的一声同学们都下楼吃饭了。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零晨一点钟，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他们按训练时的队列，在食堂就餐后，带着水壶、干粮，背着背包，坐上汽车到北海的一条街上。中午八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在红卫兵的队伍里，他们亲眼看到毛主席头戴五星，身穿军衣，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天安门广场数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广场上“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震天。当我从电影上见到毛主席那难以忘怀的幸福时刻，深深震撼了我的心，那段特殊的历史，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完成高中全部课程后，然后到北京当兵，亲手拿起钢枪保卫祖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我美好的、难以忘怀的童年，是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下，在共和国国旗的指引下，唱着《东方红》的乐曲无忧无虑地度过童年的。
放飞的少年梦，一个光荣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身边/如饥似渴的心田，将一份参军决心书深情地装点
我爱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清晨。
当启明星在高空闪现的时候，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一抹淡淡的霞光，渐渐地向四面伸展开来，变成一片明灿灿的朝霞，随着红太阳的冉冉升起，磅礴于寰宇的赤流金辉，洒遍祖国大地。
清晨美好宁静清新，标志着新的开始。清晨，我对它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它给祖国大地带来新的一天，也唤起了我许多美好回忆。
1955年4月26日，在黎明的晨曦里，我降生在古老汝州的一个小乡村里。
我的父母都是勤劳诚实的庄稼人，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我七岁那年的一个清晨，我与母亲披着朝霞，来到校园。母亲把我交给老师，再次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孩子，上学了，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是穷人的大救星，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多么的无尚光荣啊！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我学写第一篇作文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唱着《东方红》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童年，我是一个勤快的孩子。上学带着干粮，饿了吃个玉米面馍，渴了喝口水。经常提着草篮子，早起披着晨光，晚上顶着月亮搂些树叶积肥，交给生产队挣些工分，星期天帮助父母亲到田里干些农活。生活艰苦我不怕。我常常用废纸写字，由于没钱买书只好借别人的书看。
大约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有一次我在老师屋里发现了一张非常精美的天安门画片，我心里高兴极了，真想把它藏起来。我犹豫了好久没有伸出手。等到我走出老师的住室，一种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涌动，我终于忍不住了，又跑回老师的住室。几乎是乞求似的对老师说：“我想要您那张天安门画片。”老师也没多想，就对我说：“拿去吧！”
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把那张天安门画片送给了我，也许是大人和孩子们的心态不同吧，反正我当时激动得心里咚咚乱跳。我双手接过画片，飞快地跑出了老师的住室。那天的天真好，太阳是金黄色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风儿是轻盈盈的。
当天，我就让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硬皮笔记本，然后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将那张天安门画片公公正正地贴在笔记本的扉页上。贴上之后，我仔细端详了一阵，总觉得还要做点什么，于是就用钢笔在画片的下边，写上了七个字：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来到了一个地方，好像不是天安门，又好像是天安门，我站在那里，看见许多人举着红旗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知怎么随着他们走了。忽然，我又发现自己和他们一起登上了天安门，我激动得想跳起来。天安门上到处是鲜花、旗帜、气球，还有许多声音在喊。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少年的梦也逐渐变得模模糊糊了。
1973年早春，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结束了求知的学校生涯。
在写毕业留言时，我写道：我爱祖国的首都——北京，我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去保卫祖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的老师李新立把我的毕业留言登在黑板报上，他说：“参军是你们青年人一个很好的志愿，部队是出人才的地方，希望你能在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百炼成钢，成为国家的栋梁”。于是，我就毅然决定放弃了上大学的机遇，决定先回乡务农，再报名参军。
乡村的清晨，格外美好，别有一番诗意。记得那是1973年春季的一个清晨，我独自一人站在党政生产都管的大队部门口，凭晨风猛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想着心事。不知何时，老支书李新寨拿着铁锨微笑着向我这边走来。看到他我很高兴，我俩迎着朝霞，愉快地漫步在乡村的田间小道上。他告诉我说：“年轻人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很单纯，应该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我接过老支书手中的铁锨，立刻投入到村里的学大寨平整土地的火热战斗中，加入了平整土地专业队的行列。我父亲是大队干部兼任专业队队长。
当时，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正处在高潮，那火热战斗的劳动场面令人终生难忘。记得一次收工的时候，老支书站在大家面前说道：“明天上级要来咱队检查，并在咱们队召开现场会。为了迎接上级检查，专业队今夜不休息，吃过饭后把没有平整完的土地平整结束。”
晚上，我们在老支书和我父亲的带领下，借着月光大干起来。装车的铁锨猛挥，拉车的疾步如飞。大家都干得满头大汗，但谁也不顾不得擦，一干就是大半夜。任务快完成了，这时月光被漆黑的云彩遮住，一会儿又飘起了小雨，雨水伴着汗水顺着大家的头一直流到脚下。一阵阵的凉风吹来，冻得大家直打颤。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战斗仍继续进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风雨早已停止，天空隐约出现启明星，我们怀着期望的心情迎接黎明。大家干得正起劲，不知是谁喊了起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胜利了。”我也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到东方曙光已经显露，天色渐渐微明。一股晨风飘来，好清新呀！
老支书也高兴地说道：“刚才还是深夜，现在已是黎明。”晨曦里，我们大家围坐在老支书身旁，愉快地享受着胜利后的喜悦。
这是一次多么有意义的劳动啊！正是在这次劳动中，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我经受了锻炼，也得到了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好评。大队党支部随即任命我为大队副业会计，并被评为劳动模范。这段经历为我今后当好兵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回家参加劳动不久，大队就推荐我上大学，大队支部书记亲自到我家通知我。我的父母很高兴。当时我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家里人口多，父母亲生活得挺累。他们是多么希望我有出息呀，可是我却拒绝了。我那时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想当兵，保卫毛主席。
没过多久又一个机会来了。这次是洛阳地委到我们这儿选拔两个知识青年，到洛阳地区团委当干部，大队支书又想到了我，首先把我推荐了上去。这比上大学更诱人。一个农村娃子，一下子到大城市去当干部，那是多少农村青年日思夜想的事呀！可是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我在期待着一个日子。
这个日子在我的期待中终于降临了。一天晚上，大约是九月份的一天，那时候正是秋收季节。我正在大队部玩，民兵营长告诉我今年征兵工作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动员会。他接着又悄悄对我说：今年征兵有点奇怪，要的标准很高，一是身高必须在一米七二以上；二是必须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三是家庭必须三代贫农；四是社会关系必须清白；五是身个子达不到标准的不要；六是本人必须热爱党热爱祖国。
听了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因为这几个条件好像是照着我的条件要的，每一条我都符合。我抑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跑回家里，不顾一天劳累，躲在自己住的那间小土屋里，铺上纸，拧开笔，心里的话像喷泉般一涌而出。本来应写成申请书的，可是因为激动，竟写成了一首表示决心的诗。我干脆给它定了个题目《一张参军决心书》。
诗的开头我这样写道：
〖HTK〗一张参军决心书/从晚上写到黎明/一股强大力量/撞击着我的心灵/此刻我有多少话/从我的笔尖喷涌/此刻我有多少歌/和着热血奔腾〖HT〗
诗很长，约有一百多行，其中写了我盼望参军的心情和参军后用血保卫祖国，用生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誓言，还回忆了我苦难的家史。最后我写道：
〖HTK〗敬爱的领导/尊敬的首长/我是一名适龄青年/我所有的决心/所有的激情/都深含在这份决心书中/请收下我吧/请收下我吧/请理解我的心情/为保卫祖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诗写好天已经快亮了。读着自己写的文字我哭了。即使今天，重读二十多年前写的东西，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仍然抑制不住地要流泪。
公社广播站播放了父亲送子参军的发言录音/因为某人的一句闲话，我参军的事出现了波折
第二天清早，我母亲领着我来到村大队部，我亲手把《一张参军决心书》交给大队支部书记。老支书把《一张参军决心书》看了又看，我母亲说：“这是孩子写了一夜写成的。支书，让他去吧！”支书说：“中，过两天让他参加公社的初选吧！”
过了三天，我和当地报名参军的青年们一起赶到纸坊公社，大伙儿被集中到纸坊高中的操场上。首先，接受接兵人的目测，我和另外十名青年通过了目测，当天就在公社卫生院接受体检。体检结束，每人发了一张表让填写。内容是：个人简历，身体状况，社会关系。一天晚上，公社武装部和接兵的人在公社组织忆苦思甜会。公社初选出来的十名青年和他们的家属都参加了。我父亲那天被指定在会上发言，我父亲哭着诉说了家史，向领导们表示了坚决送子参军的决心。第二天，公社广播站播放了我父亲的发言录音。筛选结果，我和赵俊杰被选中，没选上的青年对我俩都很羡慕。
后来，我和赵俊杰又到县征兵办公室接受目测，在县医院又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只有我被选中。这时，县武装部和公社武装部对我特别照顾，专门派了一辆北京吉普车，让我外出和走亲戚时用。我们全家受宠若惊，我自己也是十分激动。
这时，县里专门成立了政审小组，对我家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进行审查。我家的历史当然不怕查。几代人都是贫穷清白。但没想到这时出事了，不知道村里是谁说了句闲话，说我外爷参加过国民党部队。政审的人几次追问我母亲，又听说还派人到外地去调查。
一天夜里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大家都是又担心又气愤。因为我外爷根本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我外爷曾被国民党抓过壮丁，被抓不久，他就从那里逃了回来。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被抓壮丁也算加入国民党的话，那当地被抓壮丁的人多了。
说是这样说，但谁知道政审的人怎么想呢。我父亲皱着眉头说：“以前当兵可没这么严呀，咋这次征兵这么严，真难呀！”我母亲接过话茬说：“再难，咱也要把孩子送到部队！”
我那几天心里也急，可又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心里暗暗难受。
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哭了/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轮流接见我/在乡亲们送我上路时，我又向他们读了自己写的那首诗
又过了几天，我和其他公社被选上的几位青年到洛阳军分区，在洛阳涧西医院做了一次身体检查。
回来后我父亲告诉我，我外爷的事已经调查清楚了没有事。我心里稍感轻松，但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心里不踏实。一天中午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忽然支部书记领着接兵的人和武装部的领导，一起走进我家。
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候。八三四一接兵的刘正于同志把入伍通知书亲手交到我手里，嘱咐说：“我们是到北京去的，工作性质非常重要，希望你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入伍通知书是鲜红鲜红的颜色，红得我不敢正眼看它，听着几位领导的话，我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的点头。我们一家人都高兴得直流眼泪，也是啥话都说不出来。
送走他们，我仔细地将那张入伍通知书看了又看。只见上边写着：
李丙需同志：
经审查，符合中央警卫团新兵条件，准予入伍。
……
下面是署名、临汝县委印章、日期。
那天晚上，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又写了一首诗：《一张入伍通知书》。诗仍然很长，全是当时那种口号性的写法。第二天，我们纸坊公社和赵庄大队为我举行了欢送大会，我面对父老乡亲，朗读了我的诗。接着，他们敲锣打鼓把我送出村，大队副支书李守天和公社副书记刘三保一直把我送到县委党校。我和全县录取入伍的几名青年，在县委党校换上军衣后，县委书记亲自嘱咐我们说：不要辜负地方对你们的信任，一定要从北京往家乡传递好消息。同时，又派车亲自把我们送到洛阳军分区。
在洛阳启程前，地委书记和军分区主要领导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并为我们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地委书记又给我们讲了话。
从接到入伍通知书到洛阳，接连几天我们都处在一片热情的气氛当中。特别是县委、地委领导接见我们，使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激动得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整个地晕了。
1973年10月8日下午，八三四一部队五大队长周立贵（团职干部）带领我们洛阳地区这批新兵，乘上了前往北京的专列。在车上，他大声说道：“新兵同志们，你们知道你们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吗？我们是八三四一部队，我们是要去北京的，我们的任务是给党中央毛主席做警卫工作的。这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央警卫战士。”
短短几句话，再次震撼了我。我梦寐以求的青春理想终于实现了。我真想在车厢里大喊大叫几声，来表达心中的兴奋。当我想像着自己将身着军装，肩扛钢枪，站在毛主席身边，想像着自己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浑身的血像要从血管里喷出来一般……
列车奔驰一天多，终于在北京车站停下了。一辆专车把我们接到了北京花园村，那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训练基地。很快我们这批新兵就进入紧张、严酷但又让人自豪的军事训练。从1973年10月9日清晨起，我就从一个农村孩子变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开始了我的军人生涯。
第三章花园村训练

我用崇拜的目光注视着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军人/我对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我们河南人不爱吃大米，玉米面窝头也不好吃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新兵训练早点开始。渴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位军人。我哪里知道，严酷的军事训练使我几次忍不住想哭。
花园村位于北京西部，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每年都有八三四一的新兵到这里训练。五尺多高的围墙把这个训练基地围得严严实实。大院里是一排排高楼，平展的柏油马路，路两旁的松柏成行，花木成荫。院内还有一片桃林，这时候树叶落了，粗壮的枝干展示着这些桃树夏日的丰采。一块十多亩大的操场，宽阔平展，从早到晚都有一些军人在这里练武，训练的操作声使花园村充满着威武之气。还有一座大礼堂，是专门供开会和娱乐的场所。趁着休整的时间，训练队的首长带着我们这些新兵，在花园村到处走走看看，让我们熟悉这儿的环境。
休整三天后，正式的军事训练开始了。
这天，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把我们集合在一起，说：“你们要在这儿进行四个月的专门训练。再过两天，咱们八三四一的首长汪东兴同志和张耀祠同志要来参加新兵训练动员大会，给大家讲话”。我在家的时候，就听说过汪东兴首长的名字，知道他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是个大官，但不知道他还是八三四一的首长，听说他要来，大家都很惊讶，也很激动。张耀祠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们中央警卫团的团长，直接领导着我们。
过了两天，新兵动员大会开始了。那天，我们早早地进了大礼堂会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着首长。大约8点30分，只见一阵骚动，有三位军人在其他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其中走在前边的军人，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显得强健有力。他留着短发，一双眼睛，目光沉稳。紧挨着他的那位军人，年龄和他差不多，但身材比他高点，非常雄伟。另外还有一位军人，也随着他们。几个人健步登上主席台，这时候新兵们都很兴奋，会场上充满热烈的气氛。
主持会议的人依次介绍了几位首长，那个前边的果然就是中外闻名的汪东兴首长，高个的就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首长，另外一位是副团长张宏。我用崇拜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心中想：这一生能跟着这样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工作，真是幸福自豪。
首长们依次作了简短讲话。汪东兴首长说：“同志们，希望你们在这次训练中接受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以优异的成绩结束训练，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时候台下一片喊声：“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会议结束时，汪东兴首长、张耀祠团长走下主席台，一一和我们新入伍的同志握手。我们这些新兵都没有精神准备。当他们走到大家面前时，大家显得很慌乱，有的激动得双手抓着他们的手久久不放，有的却躲躲闪闪，有点不好意思。当他们和我握手时，我浑身有点抖了。
我的家乡赵庄村地处平原，那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年年打好多粮食，在我们当地素有“粮仓”之称。因此尽管当时别的地方生活都相当困难，但我们村却天天能吃上白面，在家里吃惯了白面，对白面做成的食物，例如面条、馒头有一种特有感情。可是一到部队，每天都是大米，尽管菜也不错，有肉、豆腐等，但我仍然吃不习惯，大米填到嘴里，干嚼就是咽不下去。最不能叫人理解的是，食堂每天都要让我们吃一顿玉米面窝头。这种窝头既粗糙又硬，很不好吃。没过几天，我心里就有点烦了，但见别的新兵都不吭声，我也不好说啥话。
有一次，我们正训练时，发现张耀祠团长来了。休息的时候，他正好转到我们班。大家都站起来，他挨个拍拍我们的肩膀，微笑着问：“训练苦不苦？生活怎么样？”这时候我看他慈祥得像个老太婆，一句话冲口而出：“报告首长，训练我不怕，可是我们河南人不爱吃大米，这里却天天都吃大米，玉米面窝头也很不好吃。”
张耀祠团长笑着看了我一眼，没吭声，转身看着大家，问：“你们怎么样？”大家都光笑不说话。张耀祠团长又转向我，慢慢地说：“大米营养成分很多，慢慢吃就习惯了。玉米面窝头是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毛主席是让我们不要忘本、要艰苦奋斗。”
一听是毛主席让吃玉米面窝头的，我心里不仅没了意见，反而感到一种骄傲。
我的腿受了伤，感染后发烧躺在床上/汪东兴首长掂着苹果来看我，他赠我一本《毛泽东选集》
训练越来越紧张了。
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早操罢，就整理内务，洗脸刷牙，吃早饭，八点正式训练。训练队梁子臣、杜秉山两位大队长天天给我们讲解训练课目，动作要领，给我们做示范，陪我们一起练。训练内容有立正、稍息、敬礼、坐下、队列、四面转法、拳术、刺杀、射击、战术。教练都是军中高手，一个个武艺高强，身手不凡。教练讲了要领后，由班长带着我们个别练。每天有三个小时的政治学习，除此之外都是训练时间，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军号吹响熄灯睡觉。军事训练是非常艰苦的。从早练到晚，练了一天，躺在床上浑身困疼。练踢正步，看着简单，但它能让腿肿得抬不起来。练刺杀，双手磨出血泡。练拳术摔打，个个都满腿鲜血，练立正姿势，身子靠住墙，一站就是几个钟头，不能有丝毫动弹。像《西游记》上唐僧和妖魔比试坐禅，有时站得浑身像蚂蚁乱咬。
但是，谁也不叫苦。据说训练结束谁达不到标准，就进不了中南海。大家怕进不了中南海，因此再苦再累也都悄悄忍住了。
一天练卧倒，我的左腿摔出了血。当时没在意，咬咬牙挺了过去。连续几天训练，老是碰到伤处，伤口连着伤口，竟又感染了。血脓齐流，粘在军裤上，疼得钻心刺骨。但我害怕落后，没有吭声，一直坚持训练。第三天，我开始发起高烧，连床也起不来了，只好休息。
〖JP3〗我有病躺倒后，原五大队卫生员路顺江同志一天给我打三次针，班长石金河对我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给我打饭，打洗脸水，帮我洗衣。
但尽管如此我躺在床上，仍然胡思乱想，最多的是想家。又老想在家时的舒服事。这天班里的同志都训练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阳光从外面射进宿舍，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我不由地想起家来，想起母亲在我有病时，总是把药端到我床前用嘴吹了又吹，然后轻声地劝我喝……正当我想得入神，忽然有人推门而入。我一眼看见汪东兴首长和梁子臣大队长并肩而入。汪东兴首长手里掂了一个小塑料袋。他们走到我床前，汪东兴首长坐在我床头，伸手摸摸我的额头，亲切地说：“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你。”我赶紧爬起身，不知说啥好。梁子臣大队长说：“他是河南兵，叫李丙需。训练很刻苦。”汪东兴首长点点头，说：“我听耀祠同志说起过，你现在吃惯大米了吗？”说着，也不等我回答，又说：“听说你带病训练，表现很好。等病好了要继续搞好训练。”说着，就解开那个塑料袋，从里边取出几个苹果，又说：“这几个苹果是咱中南海的苹果，送给你，还有一本毛主席的书，请你好好学习。”
当时我紧紧抓住汪东兴首长的手，一股暖流流遍全身……
汪东兴首长和梁子臣大队长走后，我眼睛看着《毛泽东选集》，嘴里吃着中南海的苹果，心中想：这么大的首长，工作那么忙，还抽出时间来看我一个普通的新兵，亲得像一家人似的。真是像我以前从书中看到的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故事。
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心中激情难以平静。汪东兴、张耀祠两位首长对我真是太好了。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苦也有，累也有，但心里却感到无比地光荣和骄傲。于是，我坐在床上读起汪东兴首长送给我的《毛泽东选集》，读了一会，我又写了一首诗歌和一篇日记，新兵训练结束时，我亲手把那首诗歌和几篇日记一起交给了汪东兴首长，受到了他的表扬。诗歌的题目还是汪东兴首长给我起的，内容是：
律动方心
抓一缕晨风薄雾/塞进整齐的步伐/操场上/飒爽的身影/汗融霜花/渴望编织着光荣/憧憬开始萌芽/军功章里/总有几点鲜血/和着泥巴/炯炯的眼神/坚定地挨过摸爬滚打/爽朗的笑声/与赞歌/豪情对话/军人最值得骄傲自己/无悔的年华/一身橄榄绿/把艰难扛举/用生命卫国保家
1973年12月20日〓晴
训练中我的腿上受了伤。开始能坚持训练，但没几天就连路也走不成了，一天三次打针、吃药，伤处仍是疼得难以忍受。吃药、用饭，同志们送到我眼前，一切照顾得非常周到。可我心里却很痛苦。我痛恨自己的病，病呀，病呀，你怎么这时候来到呢！你让我怎么完成党交给的训练任务呀！我躺在床上，看着同志们在训练，在学习，在工作，心里焦急，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今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这个普通的一兵，在有病时，一位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老红军，那么大的干部会来看望我。让我吃中南海毛主席用的苹果，送我《毛泽东选集》，要我好好学习，等病好了再训练，但一定要完成训练任务。短短的几句话，小小的一点礼物，我感到它价值千斤。这真是让我激动地热血沸腾。我感到这真是太幸福了，但压力也太大了，若搞不好训练，怎对得起汪东兴首长的一番心意，怎么实现我进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心愿。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双眼，日记再也写不下去了……
那么我该怎么办？我要战胜疾病，我要训练，我要战斗，我要完成首长交给我的任务，练一身过硬的军事技术，早日实现我进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愿望。决心为保卫好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绝对安全而努力工作，英雄战斗，夺取胜利……
1973年12月26日〓阴
我入伍射击的成绩是优秀，打了72环，成绩还不错。但是否符合实战要求，射击技术是否完全掌握，我看还做得很不够，离党和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
我的射击训练是波浪式的提高。开始时对打枪有怕的念头，经过指导员的帮助，去掉了这种念头。四点练习中枪面总是往左歪。经过班长的一再纠正，终于改正了过来。在100米距离射击练习中，初开始不够细心，出现偏左偏右现象，经过班长的耐心帮助有了进步，取得了优秀成绩。后来产生了骄傲情绪和怕苦怕累思想，训练成绩又下降了。
为什么越打越不好呢？我感到有这样的原因：一、不够细心；二、心慌；三、姿势变动；四、有点骄傲思想；五、想要10环，结果不会来10环。当打立姿时，由于紧张，连子弹也推不上膛了。打时不考虑环数，按平时训练去打，得到的是10环，不这样，必是失败。今后我要好好掌握三不打：姿势不正确不打，瞄不准不打，思想紧张不打，并认准八个字：大胆、沉着、细致、果断。